【讀者投書】文/社團法人文明人權服務協會理事長 張凱鈞
政府宣佈以「打擊詐欺、資安風險」為由，對小紅書發佈停止限制接取命令，試圖將臺灣民眾痛恨的詐騙問題，簡化為「封鎖一個APP就能解決」的愚民政策。畢竟政府在面對詐騙集團時幾乎是毫無對策，既無力阻斷詐騙集團之金流、更無法抓捕詐騙集團核心首腦，往往只能抓捕到最低階車手交差。如今選擇對小紅書此單一平臺開刀，而非溯源打擊詐騙結構，其政策正當性自然備受質疑。
更荒謬的是，政府一方面強調詐騙案件多集中於多數國際社群平臺，另一方面卻優先對政治風險想像較高、但未必是詐騙主要來源的小紅書祭出最嚴厲行政處分。這種選擇性執法難免讓人質疑標準是否一致，抑或只是選擇最容易形成政治動員效果的平臺，營造「政府有在做事」的治理姿態。
此外，政府強調小紅書不受臺灣法律管轄，但這恰恰暴露數位部在數位治理上的怠惰。平臺未在臺灣設代理公司、未納入商業監管，本應是主管機關多年監理策略不足的結果，如今卻將監管真空反過來當作封禁理由，某種程度等同於承認：當制度建立困難時，就以技術性封鎖作為替代手段。
同樣值得關注的是近期引發討論的「黃偉成事件」。當事人僅在 Facebook 分享維持 App 正常使用的技術信息，帳號卻遭停權處分，這也凸顯了出國際社群平臺治理的荒謬，透露出國際平臺自動化管理之粗糙，未能區分正常資訊交流與真正違規內容,嚴重影響使用者權益與言論自由。
當「打詐」逐漸成為可以任意擴張的行政權力工具，而缺乏清楚比例原則與可檢驗標準時，真正被侵蝕的將是社會對網路自由與資訊自主的信任基礎。今天是小紅書，未來是否可能擴及其他被界定為「潛在風險」的平臺，這樣的疑慮並非毫無根據。
打詐不該淪為治理能力不足的遮羞布。真正負責任的政策應回到源頭打擊詐騙金流、跨境犯罪網路與制度漏洞，而不是僅對單一平臺揮刀，製造治理有效的表面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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